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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战利品"流向何处?

作者:尹力|时间:2017-05-01 13:06|来源:sisz.jinhaiyy.com资讯网|评论数:|字号:[小] [大]
核心提示:书摘|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战利品"流向何处?

圆明园位于北京西北十几公里处(当时北京已是大都市,人口至少100万)。它规模巨大,别致优雅,庄重威严,不仅仅是六代满族统治者的游乐场。圆明园对于中国,如同凡尔赛宫对于法国。只是前者毫无疑问地比后者大两倍(事实上,18世纪时,乾隆皇帝见过凡尔赛宫的照片。圆明园中有专门为其设计建造的建筑)。

圆明园布局精巧,它的内部核心区域包括了6000多亩有耀眼喷泉和弯弯升起的拱桥的绝美花园。园中的宫殿、庙宇、宝塔、图书馆、剧院以及科学家工作室、哲学家亭子,还有为购物者提供的幻想农庄,构成了某种仙境。在设计上,圆明园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与伪欧洲巴洛克建筑风格,海晏堂属于后者最典型的例证。在海晏堂的入口处,环绕着一个精致的生肖喷泉和水钟,代表中国生肖的12种动物依次沿喷泉排列。生肖兽首的设计者是郎世宁。他是耶稣会传教士,也是久居满族皇宫的宫廷画师。正午时分,所有动物一起喷水。其他时候,每个动物按所设定的12时段定时喷水。

英国诗人科尔里奇被催眠后曾在梦中写过一首诗歌。圆明园真实再现了其中描述的壮观欢乐场景:那里的明媚花园有蜿蜒小河相伴,古老的森林如山冈一样久远,高墙高塔四周环绕,池中金鱼不停欢跳。诗中还预警式地写道,“欢乐苍穹的阴影/已在波浪之中摇晃”(实际上,科尔里奇写作该诗,受到的是圆明园以北的元代夏宫的启发)。1860年10月7日,成千上万的英、法联军士兵,发现自己闯入了帝王住所,那里到处都是搬得走的皇家财宝:珠宝、瓷器、绘画、雕塑、金装古籍以及能够想象的各种家具、绫罗绸缎长袍、头饰,甚至还有北京哈巴狗(当时京巴狗还不为欧洲所知)。

在一阵阵狂呼乱叫中,英法两国军队执行了破坏圆明园的命令。英国高级专员额尔金勋爵不情愿地单方面下达了命令。法国军队倒是乐意参与其中(虽然法军指挥官卡森·德·蒙托邦试图撇清自己与那场混乱的干系)。据说,破坏圆明园的极端行为发生在中国禁卫军扣押、拷打并虐杀12名欧洲使节(包括《泰晤士报》记者托马斯·鲍尔比)之后,目的是向中国传达英、法联军的同仇敌忾。欧洲人认为,中国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战争法典。

额尔金成了西方复仇的代表,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他不是英国辉格党总理帕尔斯顿勋爵的粉丝,私下里还用“愚蠢”一词形容那位勋爵的对华政策。在受命使印度产的鸦片在中国合法销售时,额尔金痛斥英国的“商业恶棍作风”。他在日记中写道:“虽然我被迫采取近乎野蛮的行动,但在这方面,我完全是中国的朋友。” 1859年,额尔金奉命进攻并占领北京。他再次在私下表示了异议:“一般想法认为,如果我们对大棒的随意使用足够到位,便可在中国随心所欲。我反对那种观点。”然而,令额尔金伤感的是,他与掠夺中国皇家园林的行为不可磨灭地联系在一起。如同诗人科尔里奇的诗句描述,至今,那个不祥阴影仍在中国麻烦不断的欢乐苍穹上不停徘徊。那么,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虽然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事后检讨,对英、法联军哪支部队引发对圆明园施暴,其战利品如何分配,以及珍宝最终落脚何处等问题,至今仍是语焉不详。芝加哥大学的何伟亚对有关圆明园暴行的报道进行了研究。那些报道可谓针锋相对。何亚伟把各执一词的分歧归因于国家竞争、名誉问题和对掠夺行为日益高涨的批评。2005年,他分析总结道:“无论英国还是法国,在对方看来似乎都不愿承担破坏圆明园的责任。如果需要一个替罪羊,他们自然就想到了中国人。”额尔金勋爵本人也同样为自己辩护。他坚持认为,破坏圆明园是意在向优柔寡断的中国皇帝及其诡计多端的谋士传递一个必要信息,而不是针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他称自己的目的“不是掠夺,而是为报复留下郑重其事的痕迹。(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使我们深感震惊和愤怒”。

事与愿违,额尔金下达的命令,却使中国皇帝与自己的人民团结起来。他们对外国鬼子毫无意义、羞辱性地破坏国宝的行为同仇敌忾。圆明园多达200多座建筑被付之一炬,所有能拿走的东西均被拿走(法国人抱怨英国人具有不公平优势,他们拥有骑兵马匹可以拖运更沉重的战利品)。至于圆明园遭受破坏的总量问题,有着大量的权威证词。加内特·沃尔斯利上校是参加过克里米亚和印度作战的荣誉老兵,他回忆道:“当我们第一次进入花园时,它使人想起童话故事中描绘的某个奇妙之地。”然而,到了10月19日,“我们从那里行军开拔,留下了一个遭受破坏的空荡遗址”。(后来,沃尔斯利成为有关小型战争的御用专家,被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称为名垂千古的“现代少将 ”。)另一位可靠的证人是查尔斯·戈登上尉,他曾在英国皇家工兵部队服役。之后不久,由于在协助满族人平息太平天国起义中英勇善战,他以“中国戈登”之名广为人知。“你很难想象,我们付之一炬的建筑是多么美丽辉煌。”他对一位朋友写道,“烧掉它们真让人心痛……对一支军队而言,那是丧失士气的卑劣行为。每个人都因抢劫而疯狂。”(3年后,戈登在指挥中国“常胜军”洋枪队时提出辞呈,以抗议虐待战俘。1885年,戈登死于苏丹伊斯兰圣战者之手,死后被人称为“喀土穆戈登”。)

法国的见证者也同样赞叹了那片皇家园林魔幻般的美丽,却把毁掉建筑(百分之百令人遗憾)与掠夺(可以说是战胜者的特权)区别对待。哈里森伯爵曾经担任法国军队的翻译,坚称自己只是抢劫过程中的一个旁观者。他对法国人的观点进行了详细阐述。如德国作家威廉·特罗伊尔在《艺术掠夺者》(1960)一书中所摘录,哈里森伯爵坚持认为最初的计划是任命3名英国、3名法国指挥官,由他们按惯例分配战利品,并确定哪些珍品送给维多利亚女王,哪些送给拿破仑三世皇帝,之后再向所有级别的士兵分配其他战利品。然而,抢劫开始后的第一个下午,当马车从主要皇家宫殿把货物拉出来时,发生了如下情况:

人们聚集起来,观望那一过程。其中既有法国和英国的步枪兵、炮手、骑兵,也有阿尔及利亚骑兵、酋长,还有中国苦力。所有人都瞪大眼睛四处张望,干渴的嘴唇透露着贪婪。突然,一个传言通过不同语言流传开来:“他们把最好的东西拿走后,才轮到我们!” “见鬼去吧!我们要分享蛋糕。我们已经受够了。什么马丁?什么杜兰特?”他们大笑着向前猛冲,军纪开始涣散……中国人也突然升起一股爱国主义贪婪。他们对自己说,复仇的时刻到了——请原谅我做如此表述——他们宁可从清王朝手里抢劫生活面包,也不让野蛮侵略者独享所有的意外之财。

英法联军士兵们听到此消息后(此时传言当然已变得极其夸大其词),他们的渴望随即变成了愤怒。他们先是说:“中国人要独吞那些珍宝!”之后又说:“中国人要把所有地方烧个精光!”一群狂热的暴徒涌向大门。卫兵被推搡到一边,夹杂着士兵和平民的人群蜂拥而入,后面紧跟着英法联军的士兵。他们被召集过来,原本要驱逐闯入者。很快,大家都对各自喜欢的东西下手。

莫里斯·德·哈里森伯爵似乎认为,在疯狂人群涌入巨大的圆明园地界后,英国人表现得更有纪律。他们很快制定了有条不紊的制度,用以分配战利品,仔细安排记录每天的拍卖活动。法国人则似乎是各行其是,横冲直撞。然后,哈里森伯爵遵循英吉利海峡两岸由来已久的传统,以讽刺挖苦的口吻,提出了一个富有教化寓意的判定:“当然,英国人也习惯于用鞋跟踩住亚洲人民的脖子。必须牢记的是,他们的军队由外籍军团组成。在外籍军团看来,抢劫是战争的基本法则之一。”此外,他最后还增补了一句挖苦:如果英国人先于法国人抵达拿破仑三世的夏宫,“他们当然会不失时机地抢夺皇帝陛下(拿破仑三世)的财产”。

在评价高卢人的作为时,被引用得最多的只有简单的一句。听说英法联军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后,维克多·雨果(他憎恶拿破仑三世)给法国媒体写了一封公开信。“我们自称文明人,称他们为野蛮人。”自愿到海峡群岛流放的雨果写道,“那就是文明对野蛮犯下的罪行。”(为此,当今中国在圆明园遗址上,为那位法国文学巨匠塑造了雕像。)

抛开道德评价不提。无可争辩的是,对圆明园实施抢劫后,整船整船的瓷器、珠宝、家具、绘画、服饰、刀剑和雕塑等,起航一路向西。奉献给法国路易皇帝和尤金尼娅·拿破仑皇后的战利品保留在枫丹白露庄园,至今仍是那里专门收藏中国艺术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伦敦,1861年拍卖季(以及后来许多拍卖活动)的亮点都是那些载有高档的“源自圆明园”的标牌的东方珍宝。在进贡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众多战利品中,有一顶据说是中国皇帝戴过的帽子,还有一只活泼快活的北京哈巴狗,那是西方见到的第一只京巴狗。维多利亚女王本人授予了那只小狗一个恰当的小名“战利品”(Loo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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